文品即人品，书格即人格。正是这种人品的缺陷导致后人见仁见智，并累及他的书画作品。

传统中国，官员告老还乡、辞官归乡、甚至罢官居乡，都是家族的骄傲，乡里的荣耀。他们或诗酒酬酢，偃卧山林，或排忧解纷，主持公道，或慷慨解囊，支持公益，只要立心清正，品行良好，都能成为开启民智、移风易俗的引领人物，乡亲们亲切而不失尊重地称他们为“乡贤”。

但如果这官员品格有问题，背离礼法，超越道德，凌轹乡人，乡亲们叫他“恶宦”。不仅不能融于家族，也难以融入地方。

明代董其昌是著名的书画家，到今天都还名气爆红，随便一副手卷就能拍到几千万的天价。他明哲保身功夫很不错，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柔身自处，身家平安。他和万历、泰昌、天启三任皇帝的关系都不错。其间，担任泰昌皇帝的老师，当过礼部尚书，官居二品。到了天启年间，党争白热化，他和魏忠贤关系不错，和东林党人的关系也不错，后来崇祯皇帝还很赏识他。所以养尊处优，活到了82岁高龄，南明王朝赐谥“文敏”，直追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生得殊荣，死享哀荣。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对董其昌的字画推崇备至，认为既有特异的天资，还有独到的功力，“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皇帝的推崇引发井喷，董其昌的人气蒸蒸日上，书画作品价码节节攀升。

董其昌的艺术成就如何，学界自有公论。我们关注的是这位显赫无比、名满天下的大师级人物的两大人生不足。

第一，董其昌出身贫寒，励志苦学，又师从著名学者陆树声，所以后来科考顺利通畅，仕途青云直上。董其昌在官场算是明哲保身，对名流亦能谦和相待，但有名有位有钱后，他确实变得不可一世，回乡后更是任性妄为，大肆搜刮钱财，购买宅第，结交方士，探索房中秘术，引来左右邻居、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不满。

第二，董其昌自己生于贫贱，后来耽于安乐，这是私德有亏。但他最大的不足还在于：没有管理好自己儿子和仆从。实话实说，很多欺男霸女、侵渔乡邻的事情不是他做的，但一家之主的董其昌要么默认默许，要么纵容，无论如何，都得承担失教的消极后果。

清代毛祥麟评价说：董其昌辞官归乡，既违背和乡邻和睦相处之道，又不能教导子弟、仆从近仁向义。（“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毛祥麟：《墨余录》）

两大不足给董氏家族和董其昌本人带来了灾难。

首先是万历四十四年，士民联合，发布檄文，讨伐董宦。在校书生、市民走卒围聚董宅，口诛笔伐。董家也不示弱，重金聘来具有反社会性质的“打行”人员保家护院。哪知道，这些受聘保安和外来民众、乡亲联手，放火抢掠，董家华屋美宅，顿时毁于一旦；谤书流传道路，说书艺人把董家的恶性秽行编成流行文本，全国传播。堂堂二品退休高官、名满天下的董其昌只能惶惶外逃，避乱于苏州、镇江、丹阳一带。

其次，董大师家风废弛，家声败坏，家道也日渐衰落。他的四个儿子都没能成才。

常说文品即人品，书格即人格。正是这种人品的缺陷导致后人见仁见智，并累及他的书画作品。董其昌的刻苦自励、艺术成就固然值得人们学习追慕，但其为人、教子的不足更值得反省警戒。

作者：刘云生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