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台湾收藏家周海圣得到这幅《四季赏玩图》之前，就曾经见过另外一件极有可能出自于同一组画家之手的《明宪宗元宵喜乐图》，看惯了清代宫廷画的人物形象及服饰，周海圣一下子就被画面中鲜艳明亮的颜色和服饰所吸引。正是得益于这次短暂但深刻的“一面之缘”，在之后的美国波士顿一家拍卖行释出一张被定为19世纪仿作的《四季赏玩图》，周海圣对比研究之后，认定这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明宪宗元宵喜乐图》同出一人或一组人之手，而后，一举竞下。

　　2018年松美术馆的“明月松间照——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松”展览中，周海圣所藏《四季赏玩图》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见到《四季赏玩图》原作前一度担心松美术馆所展的是否是仿作或伪作。直到朱万章在松美术馆初见《四季赏玩图》及它的拥有者周海圣，朱万章才打消心中的疑虑，认定这是明代作品无疑。有意思的话题也从这里开始。

　　《四季赏玩图》中的皇帝为何人？是蟋蟀皇帝朱瞻基？还是奇葩皇帝朱见深？

　　古代绘画鉴定的有意思之处正是在此，尤其是有关于帝王题材作品的鉴定，一眼可见的是明朝的某位皇帝形象，最直接的图像对比是仅有的皇帝画像，可以作为佐证资料的还有画面中的各式活动或主题等。但宫廷画家笔下的皇帝画像要求威严，既要写实更要美化。

　　胡敬在《南熏殿图像考》中，对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明宪宗朱见深三人面貌有如下的记载：明宣宗“面赤而鬃”；明英宗“面微赤而鬃”；明宪宗“鬓鬃貌丰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明宣宗、明英宗以及明宪宗三人的设色半身像，系1949年时辗转运到台湾的，流传有绪，作为对比参照物毋庸置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宪宗元宵喜乐图》和这幅《四季赏玩图》有很大的相似度，画的人物都是明朝的皇帝，在身份认定上有人认为是明宣宗，有人认为是明宪宗，两位皇帝的面部差异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借助相关的文献资料去作证。”朱万章首先提出。

　　周海圣更是早在得到这幅作品之初，就发现了这个有意思的问题。“其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了一幅名为《朱瞻基（宣宗）行乐图》的作品，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一幅《明宪宗元宵喜乐图》，两家博物馆的年代认定并不相同。”周海圣说到。

　　追根究底来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朱瞻基（宣宗）行乐图》在定名的时候，是依据早期清人的题签而来的，虽然画中人物的开脸和明宪宗极为相似，但因为前人留下来的题签而被命名。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明宪宗元宵喜乐图》则确认无疑，是为1966年江苏省苏州市虎丘王锡爵墓出土的随葬物，后经中国国家博物馆另外一位研究员朱敏考证，对比原藏于南熏殿的明宪宗像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宪宗调禽图》中的肖像特征，确认为同一人，最后定名为《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

　　亦可以作为参考物的作品是《御花园赏玩图》，在中国嘉德2012年秋拍中以1817万元拍出，周海圣在《御花园赏玩图》发现了关于皇帝身份认证的一个推断。“画面中的皇帝在玩蟋蟀斗蛐蛐，史料记载明代皇帝中最喜欢玩蟋蟀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常常因为玩乐蟋蟀耽误国事，并且明宣宗正值壮年的时候就驾崩了，张太后在朱瞻基驾崩之后，下令严禁史官记载朱瞻基的这一爱好，并且把朱瞻基用来玩蟋蟀斗蛐蛐的瓷罐摔碎，宫中禁止这一活动。那从历史反推的话，在明宪宗的赏玩图中就不太可能出现斗蛐蛐的画面了。”周海圣认为，朱瞻基在位仅10年，《御花园赏玩图》也有可能是到了朱见深时期才完成了最后的装裱等，从而给我们留下了鉴定时的差异性。

　　当我们把上述的《明宪宗元宵喜乐图》《朱瞻基（宣宗）行乐图》《御花园赏玩图》以及《四季赏玩图》串联来看，应该是出自同一时期甚至同一批画家之笔，并且应该是四卷一组的行乐图。周海圣认为，极有可能是明宣宗在位时下令创作，但因为明宣宗早逝，《御花园赏玩图》并未完成，但保存下来，到明宪宗时期才最终完成，和前面的放在一起，就成为完成的首卷。

　　自此，依据其他可靠传世的明宪宗画像以及明宪宗时期行乐图的文献记载，周海圣和朱万章一致认为，《四季赏玩图》中的皇帝形象应为明宪宗朱见深。

　　在《四季赏玩图》画卷尾处有一方朱文篆书钤印：西湖篆玉鉴赏。无独有偶，同样的一方“西湖篆玉鉴赏”也出现在《明宪宗元宵喜乐图》卷尾处。那么这两幅宫廷画卷是如何流落于民间并被释篆玉收藏？这个释篆玉又是谁？

　　释篆玉原为常驻西湖的出家人，善诗书画，与清初文人金农、郑板桥等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曾经在雍正时期短暂游京师，后返回至杭州，有研究推断，上述两幅画卷极有可能是他在游京师回来之后，在与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入目并收藏。而对于《四季赏玩图》等是如何流出明朝皇宫的，大抵不过是皇帝赏赐、太监偷盗等途径流出。（王林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