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南宫以下
　 1883年，沈尹默出生于陕西南部的小城汉阴。汉阴不仅山奇水秀，而且地杰人灵，有丰厚的汉水文化底蕴。沈尹默自小就生活在一个传统翰墨书香的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两代在陕西为官四十年。5岁即入家塾读书，启蒙老师是一位年逾70的不第秀才，爱好诗歌，常以《千家诗》中的名句教他吟诵。沈尹默稍大，即开始学习书法，他一笔一画临摹颇为认真，写得工整时便得到老师的夸奖，于是他对写字的兴趣也就愈加浓厚起来。沈尹默几经反复终进入书坛，后自诩学书为“米南宫以下”。民国初年，书坛有“南沈北于”之称。“北于”是指陕西人于右任，“南沈”则是浙江人沈尹默。有意思的是，北人于右任从南方的复旦大学毕业，而南人沈尹默不到30岁就做上北京大学的教授。于右任入门时崇而拜之的赵孟頫与沈尹默同为浙江吴兴人，沈尹默在受到陈独秀的批评后，以临写北碑铸就厚重、古拙之风；于右任初入赵门之后，同样改攻北碑，并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他们都经历了中年变法，于右任将魏晋笔意融入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沈尹默近50岁时，致力于行书，形成古劲透逸的书风，从而“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徐平羽语）。
　　这一百年，是中国近现代两位书法大师争妍、竞秀、斗奇的一个世纪。他们不同的风格与相似的经历表明，一位大师的炼成需要传承，需要变化，需要融汇，需要创新。
　　两位同时代的书法家没有因为并列至尊，而互相贬损、攻讦；相反，他们相惜相敬，推重于心。抗战期间，两人同在重庆，波澜壮阔的于佑任和蕴籍多姿的沈尹默相映生辉，拿唐宋古文的“韩潮苏海”一喻，差可套用为民国书坛的“于潮沈海”。于佑任还送过沈尹默一本王世镗写的《爨龙颜》，但沈尹默觉得与自己“性情不合”，没有刻意去学。
　　1963年，沈尹默80诞辰，暌隔海峡两岸，于佑任仍然辗转送来贺寿墨宝。画家傅抱石专门为沈尹默的大寿作《镜泊飞湖》八条屏。傅抱石在画作上的大胆创新震撼了沈尹默，他当即命名为“抱石皴”，称赞傅抱石山水画的皴法独具一格，前无古人。为了让《镜泊飞湖》成为真正的绝品，沈尹默特意将于佑任的墨宝装裱在画堂上，再加上自己的题记，如是这幅巨制愈益气势磅礴，奇伟壮丽，以致于后来膺品甚众，弄得拍卖市场风生水起。
　　在此一年前的1962年1月24日，于佑任作歌：“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望（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深深的乡愁，书不尽意，唯有歌哭之。而在此一年后的1964年11月10日，于佑任逝世于台北。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于佑任和沈尹默难分伯仲。但沈尹默早年即有“民国帖学第一”的封号，当时碑派旗手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沈尹默后来刻苦习碑，贯通篆、隶、楷、行、草于一脉，其书清润中见汪洋之势，隽秀里透刚劲之力，笔锋墨意越过同乡赵孟頫，直逼宋代米芾门下，比于佑任的宽博潇洒似更胜一筹。
　　2000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评定“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沈尹默名列其中。有人列出建国后书坛五位大师级人物，沈尹默居首，另有沙孟海、林散之、谢稚柳、启功四人。还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有四大书家，沈尹默同样没有缺席，另三位是康生、郭沫若、齐铭燕。排名虽然不能说明一切，但无论你如何排名，那个总不会落下的，理所当然是公认的翘楚了。
　　我们再往前走，有些严格到只拈出一位的，竟然也是沈尹默居多。已故全国文物鉴定小组组长、同是著名书法家的谢稚柳评价沈尹默：“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而出其右者。”中国历代书法家自清代末叶何绍基后，收入《辞海》者仅有沈尹默一人。1944年，《世界美术辞典》主笔、荷兰人高罗佩称沈尹默是中国民间“第一大书家”。
　　沈尹默的书法艺术让人想到他必是一个倜傥风流、神采飞扬的人物。然而，事实却是，沈尹默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受到高度近视的牵制。性格稳重，举止文雅，他自幼患沙眼，久治不愈，后来近视高达2000余度，又患上白内障。医生作出的鉴定是：左眼无用；右眼上方、中间也不能见物，唯右眼下方尚有视力。他不仅认不清对面的人，而且每写一件作品，必得旁人协助，如果没人指点他在哪里落墨，他就会把两个字写得重叠。然而，“国宝”级书法家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下苦练出来的。
　　二、诤友陈独秀
　　沈尹默89年的人生，历经清末29年、民国38年、新中国22年。沈尹默参加过科举考试，所以他早期的字虽然也很有名，但馆阁习气较浓。
　　馆阁体在明代又叫“台阁体”，属于官方使用的一种书体，特指楷书，它强调书写的规范、美观、整洁等共性因素，因久成习，千字一面，看上去呆板乏味、毫无生气可言。但馆阁体对书法基本功的磨练还是卓有成效的，故不能一概抹煞。明清时参加科举考试，如果不用馆阁体，而用行草答卷，当上举人的可能性便极小。所以，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读书时，还有一句俗话：“字是敲门砖。”我小时候就被父亲逼着练过欧体，馆阁影响的彻底消失是在电脑出现之后。
　　少年沈尹默从唐楷欧体入手，一直练到25岁。他一边学习古体诗词，一边摹写正楷，朝着传统书生的方向发展。1906年夏天，沈尹默从日本留学回国，他在故里湖州已经写出了不小的名气，很多商店争着延请他写店名商号。第二年，家境不太丰裕的沈尹默受聘到杭州浙江高等师范学校教书，结识青年诗人刘季平。两人唱和酬应，成为挚友。
　　刘季平自号“江南刘三”，其人尚气谊，重然诺，胸怀侠义，常有奇行。1903年5月，青年革命家邹容出版振聋发聩的《革命军》一书，章太炎作序，章士钊题签，被誉为“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革命军》的自序刊登在章士钊主笔的上海《苏报》。6月29日，《苏报》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第二天章太炎即遭清政府逮捕入狱，邹容出于义愤，自动投案，被毒死狱中。邹容遗体弃置在“化人滩”荒冢地，就是这个刘三，冒杀身之祸，将邹容遗体偷运回自己的住所黄叶楼，为其营葬。章太炎感慨道：“刘三真义士，愧杀读书人。”
　　1906年重阳，刘季平邀沈尹默和他哥哥沈士远到湖州黄叶楼喝酒，从上午11点一直喝到晚上9点，沈尹默不善饮，喝至微醺，他请辞回家，即兴写了《题季平黄叶楼》：
　　“眼中黄叶尽雕年，独上高楼海气寒。从古诗人爱秋色，斜阳鸦影一凭栏。”
　　第二天，沈尹默把这首诗送给刘季平。刘季平得了沈尹默的好诗不算，亲自铺开宣纸，要沈尹默把它写下来，贴在书房里。几天后，他在日本成城学校的同窗陈独秀来访，看到了墙上沈尹默的诗和字，便向刘季平索要沈尹默的地址，翌日敲开沈尹默的房门，大声喊道：“我叫陈仲甫，昨日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入骨！”
　　沈尹默没见过这架势，几乎未睹其人先闻其声，闻的又是刺耳之声。他心里一阵尴尬。但转念一想，是呵，我用的长锋羊毫，不能提腕，馆阁气息太浓，确实算不得好字；平日听到的都是捧扬，自己飘飘然，陈君此言真如当头棒喝！
　　沈尹默和陈独秀也成了好朋友，时相过从。1914年，陈独秀到日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还非常想念杭州的诗酒浓情，赋诗曰“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
　　陈独秀的棒喝使沈尹默猛醒。沈尹默是那种外温内热、外柔内刚、极有韧性的人，他一立志则发愤异常。他知道要改变过去的坏习惯和坏习气，必须抽刀断水，从零开始。他索性把自己当做一个初学者，从执笔做起，“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每天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写一字；等干透，再和墨稍浓，一张写四字；等再干，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这样，一张纸发挥了三张纸的效用。
　　三年后，沈尹默专注于六朝碑版，兼临晋唐两宋元明清各家精品，兼收并蓄，转益多师，终至脱胎换骨，其书俗气滤尽，风骨挺立，一派生机。练到这个程度，沈尹默才转向他后来藉以铸成大家风范的行书。
　　沈尹默从不掩饰对陈独秀的感激之情。半个多世纪后，他回忆陈独秀的这一次“酷评”，仍感到“音容如在目前”。1917年某日，已是北京大学教授的沈尹默在琉璃厂附近忽遇陈独秀。老友重逢，喜不自胜。沈尹默问陈独秀为什么来北京，陈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本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沈尹默连忙把这一信息告知蔡元培校长，因为他获知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好缺人，他认为陈独秀是最佳人选。
　　蔡元培要沈尹默赶紧力邀陈独秀，沈尹默便三赴陈独秀所住旅馆。第一次去，一向果敢决断的陈独秀颇犹豫，他说，我没有学术头衔，也从未在大学教过书，能否胜任，不得而知。但蔡元培“兼容并蓄”的思想打动了陈独秀。第二次去，陈独秀还在犹豫，原来他是不肯舍弃自己投入很大心力的《新青年》。沈尹默搬出蔡元培事先想出的妙计：“你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你在上海只有一己之力，搬到北京来，北京大学可以做你的后援啊！”一句话说得陈独秀茅塞顿开。第三次去，沈尹默还没开口，陈独秀就说：“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
　　就这样，陈独秀到了北大，《新青年》到了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改为同仁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组成编委会，实行轮流编辑制度。星垂平野，风正帆悬，中国新文化运动由此波澜壮阔。
　　30年代末，陈独秀因党派斗争飘零沦落，他和沈尹默意外在四川取得联系，沈尹默以诗相赠，陈独秀仍然认为沈尹默的字没有大的突破。他在写给沈尹默弟子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前朋友所可及，然而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如何？”
　　抗战胜利，沈尹默不满官场迂腐之风，立意坚辞监察院监察委员之职，专力临池研墨，手摹心追，以鬻字为生，不仅书艺大进，而且著书立说，《执笔五字法》《二王法书管窥》《书法论》等论著，强调笔法，着重美感，鼓吹传统，“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自上世纪40年代以后，沈尹默“铁树开花六十年”，蔚成一代宗师。诤友陈独秀两次批评，是极有助推之力的。
　　三、沾章太炎的光
　　沈尹默祖籍在浙江湖州下昂竹墩村，那里物阜民丰，诗书传世，人文积累十分深厚。湖州市承天寺巷口，曾经是沈尹默故居，三进20多间房屋，原为其本家沈谱琴的住所，规模不算小。但沈尹默不是在这里出生的。因父亲在陕西任职，沈尹默出生在陕西汉阴厅。遵照祖循他仍是浙江吴兴人。
　　1905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50名陕西籍学生往日本留学，后来成为名报人的张季鸾即在其列。沈尹默和弟弟沈兼士因不是陕籍，不能入选。两兄弟便自费和他们同往日本。此时家父已经过早去世，家里要负担两人的生活学习费用，十分紧促。九个月后，沈尹默主动回国，留下弟弟兼士在日本铁道学校继续攻读。
　　沈尹默回国后，先在陕西西安住了一年，迁返故乡吴兴湖州，再到杭州，先后在杭州高等师范、幼级师范和第一中学教课。第一中学校长马幼渔和沈兼士是日本同学，均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沈兼士从铁道学校毕业，亦回国任教于嘉兴。
　　1912年春节，沈尹默在日本结交的好友许炳堃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京师大学堂已改为北京大学，严复不当校长了，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在那之前，中国留学生从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人，何燏时即其一。他和预科学长胡仁源都是许炳堃的朋友。何燏时接手北大后，写信给许炳堃，对林琴南无视课堂严肃性，随便跟学生讲讲小说了事，非常不满意。沈尹默笑着说：“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啊。”
　　他只是随便应和一句，没料到一个多月后，许炳堃拿了何燏时和胡仁源的电报来，约沈尹默去北大预科教书。沈尹默这下急了：“我连话都不会说，哪里能教书？哪里能到北大去教书！”
　　许炳堃却不急不慢，双手一摊：“这不，电报都来了，你能不去？”
　　硬着头皮去了北京，沈尹默才知道，他还必须再硬着头皮当章太炎的门生。原来，不知是许炳堃记错了，抑或有意为之，他向何校长推介时，说他是章太炎的学生。当时，打着太炎先生的招牌，出入北大像跨菜园门。其实，沈尹默在日本仅九个月，未从太炎先生授业，他弟弟沈兼士才是章太炎的门生。
　　沈尹默一进北大，北大校园里就传开了：“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这句话标志着沈尹默十六年北大生涯的开始，也标志着辛亥革命之后北大新旧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严复的京师大学堂与何燏时的北京大学格格不入。所以，新旧两派的扞格是当时最值得一观的风景。沈尹默进预科第一年，见到一位大三学生陈汉章。他已经45岁了，经纶满腹，才学超凡。京师大学堂慕名请他去教书，他不允，一定要去当学生。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憾事是没点上翰林。他认为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可算得上是洋翰林，所以宁愿从大一读起，要拿这个“洋翰林”的毕业证。毕业后，北大履践前约，让他留校，正好接手沈尹默的历史课，沈尹默则教国文去了。
　　另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他每上课，必有一听差挟着地图、捧着茶壶、拿着水烟袋跟着上讲台，把东西一一放好后再退出，下课照送如仪。
　　何燏时和胡仁源为了清洗严复守旧派的腐朽势力，大量引进革命派章太炎的门下弟子，一时间，北大几成章氏天下。如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奇怪的是，黄侃竟然是章氏门生中的守旧派代表，“凡旧皆以为然”。还有钱玄同，却是成色十足的革命派。还有原来担任杭州第一中学校长的马幼渔，据说他是依违两可的中间派。当然，还包括稀里糊涂“混进”章门的沈尹默——他应该属于中间偏右，可以叫维新派吧。
　　4，　中国新诗的启明星
　　沈尹默书法了得，可他最先以诗出名。他首先是古体诗词写得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性情温蔼的沈尹默除了支持进步学生的正义行动，还在五月四日那天别出心裁地填了一首词：
　　“会贤堂上，闲坐闲眺望。高柳低荷，解愠风来向晚多。冰盘吟咏，旧事逢君须记省。流水年光，莫道闲人有底忙。”
　　颇具晚唐风味，用一种近乎风花雪月的方式来解读当时的剑拔弩张。难怪鲁迅会对沈尹默的作派嗤之以鼻。这种不合时宜是沈尹默身上名士气息的表现，包括《新青年》迁到北京以后，沈尹默作为轮流编辑之一，却出力甚少。他在《我与北大》一文中坦言：“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仅负名义而已。”
　　沈尹默在五四运动中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斗士气质，但他并没有退缩，我们还总是在第一线看到他单薄的背影，幕后却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北大以后发生的许多大事方面。说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静气，很可能与长期研习书法有关。或许只有这种静气在身的人，才会在陈独秀口出诤言的时候，保持清醒和冷静；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也才能保持一生的情谊。倘若陈独秀当初对着钱玄同说那话，不被“疑古玄同”撂倒才怪呢。
　　沈尹默对新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依然成色与分量十足。除了动议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外，他还是中国新诗最为闪亮的一颗启明星。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新诗的第一位“尝试”者，他的名言是“自古成功在尝试”，所以后来的诗集叫《尝试集》。他是攻打旧诗堡垒的急先锋，1917年2月，他率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诗八首》。白话诗第二次出现是1918年元月，《新青年》第4卷1号再次刊登白话诗9首，其中胡适4首、沈尹默3首、刘半农2首。正是这一次集团展示之后，李大钊、鲁迅、陈独秀、周作人等才纷纷在新诗坛亮相，新诗打响了文学革命的第一炮。
　　现在看来，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中国新诗启蒙时期最为成熟的诗人不是胡适，更不是鲁迅，而是沈尹默。
　　沈尹默第一次发在《新青年》上的三首诗分别是：《鸽子》《人力车夫》《月夜》。在新诗方面，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缺乏诗才，也不够用心。而胡适作为中国新诗“第一人”，表现很不稳定，有时文白夹杂，浓得化不开；有时刻意打开，散得没有道理。比如，胡适和沈尹默不约而同写过一首同题诗《人力车夫》，胡适的作品几乎是一篇散文，从“警察法令”起到“拉到内务部西”止，押韵都显得有些不自然。沈尹默的《人力车夫》则巧妙地从古乐府化出，紧凑，和谐，富有张力。“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起始即入诗境，铺垫得神完气足。即便是表现主题的诗句，沈诗中“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也比胡诗中“车夫告客：‘我半日没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更为形象生动，对比鲜明。
　　中国新诗第一首真正成熟的作品是沈尹默的《月夜》。全诗仅四行：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前面两句依旧是铺垫，但这种铺垫已不是单纯写景，而是在暗暗发力，渲染出月夜的空明、寒凉与孤寂来。这是一个人生的大舞台，有风，有月，还有下面提到的树，多姿多彩，形形色色，即便在夜晚也是一个喧嚣的舞台，谁也无法逃避。在这样大舞台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一株顶高的树”颇类似“冠盖满京华”中的“冠盖”，有的人想爬上去，有的人想靠上去，有的人恨不得取代那株顶高的树。可是我，和它“并排立着”；最关键是下面一句诗眼：“却没有靠着。”一副不卑不亢而又遗世独立的轩昂风度，呼之欲出。
　　这首诗写得那么美，那么含蓄，又那么明白。看来毫不用心，却自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它具备了新诗的一切美德。它所蕴含的暗喻意味和时尚表达，成为稍后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和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的先声。
　　有人将《月夜》和胡适的《湖上》并称为当时最佳新诗短制。《湖上》如下：“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平排着／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这首诗从意境上看，是相当不错的。但有两个毛病，一是明显受了管道升劝丈夫赵孟頫打消纳妾想法那首词的影响，“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只是《湖上》把那种热烈急切化作了清丽淡雅；二是《湖上》虽堪回味，但审美空间和思维余地不大，多了精致，少了豁达，用心处一览无遗。我以为，《湖上》较《月夜》在诗品上要逊色一个档位。
　　胡适写了一篇《论新诗》的文章，谈到傅斯年、俞平伯、周作人等新诗先驱们的作品，对沈尹默评价最高，不过他最看重的是沈尹默另一首作品《三弦》，说它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实际上《三弦》可以称做中国散文诗的鼻祖。刘半农编辑的《初期白话诗稿》中，共选录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八位诗人的26首诗，沈尹默以入选9首独占鳌头，他的弟弟沈兼士排第二，6首。
　　废名在他的著作《论新诗及其他》中，第五章的标题就是“沈尹默的新诗”。他在北大讲授新诗时，提出《月夜》是中国新诗的“第一首诗”，这显然不是按时间列序，而是按水平排名的。废名对沈尹默的评价极为独到：“沈尹默是旧诗词的作家，然而他的几首新诗反而有着新诗的气息，简单是新诗的一种朝气。”
　　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两个两兄弟的精彩表现被传为佳话，一个是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另一个便是沈氏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周氏兄弟是中国新文学的泰山北斗，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然而，若仅就新诗发展一脉来看，沈氏兄弟则远远走在前头。
　　5、从北大教授到北大校长
　　1917年初的一天，沈尹默正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上课，这是当时北大预科的所在地。忽然门房通知他：“有一位蔡先生来看您。”沈尹默就是这样第一次与蔡元培见面。蔡元培刚就任北大校长，抽出时间专程跑到译学馆看望沈尹默，可见蔡元培早已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了沈尹默的成绩和影响。
　　不久，沈尹默回访蔡元培，“一心想帮助他把北大办好”的想法使他推心置腹谈起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他建议蔡元培向北洋政府提三点要求：
　　第一，经费要有保障，大学不能办成实业。第二，北大章程上规定由教师组成评议会，这样把学校大权交给教授，由教授治校。第三，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国外留学。这三点中，以第二点尤为重要。
　　蔡元培主持北大带来的最大改变，是通过兼容并包的思想，将新旧精英、左右干才统统集于一体，“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使得辜鸿铭、王国维、钱穆、胡适之、陈独秀等这些性情、阅历、观点截然不一的人物，都能和平共处于自由的信念与教育的旗帜之下。
　　蔡元培在北大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他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沈尹默担任书法研究会会长，画法研究会会长是徐悲鸿。
　　沈尹默最为看重的教师评议会成立以后，很快在北大掌控实权，对外行文发令。这个组织也激起一些学术带头人的权欲，一干人提出设立教务长，胡适毛遂自荐要做教务长。以胡适的能力与威望，他是完全能够坐这个位子的。但理科的人反对文科的人当教务长，反过来，文科又不卖理科的账。蔡元培和沈尹默、马幼渔这些温和派一商量，决定文理都不选，而是让法科的马寅初担任第一任教务长，在选举时，蔡元培投了关键的一票。
　　但胡适认准是沈尹默从中捣蛋，构怨于心。本来，沈尹默坏胡适的好事不是这一次了，早在他们一起轮流编辑《新青年》杂志时，胡适借刘半农与钱玄同的“双簧事件”，要把因学历低而被他瞧不起的刘半农轰出《新青年》，由他一个人独自主编。沈尹默第一个站起来反对，他对胡适说：“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给独秀一个人编。”周氏兄弟这时也明确表态，胡适来编，我们就不投稿了。胡适方知难而退。
　　沈尹默刚出道时，胡适赏识他的才华，力挺他的诗歌。他曾说《月夜》是“几百年来即有这样的好诗”。可性情单纯的沈尹默没有记着这些好处，他把一个诤言逆耳的陈独秀奉为终生至交；却把一个交口称誉他的胡适之屡屡忤触。
　　难怪后来胡适狂呼他“阴谋家”“小人”。
　　可就是这么个“小人”，当50年代大陆猛批胡适，大会小会口诛笔伐时，有人要熟悉胡适的沈尹默发言。沈尹默慢慢悠悠起来，说，他有一天去胡适家里，看见他桌上书堆得像柴禾一样高，胡适埋首其中，抄写不息。轻轻说完这几句，沈尹默猛作控诉状，有力地喊道：“这个样子，难道是做学问的吗？”
　　就是这么个“小人”，在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运动中，与鲁迅、马裕藻、李泰芬、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联合签名，在《京报》发表掷地有声的《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就是这个么“小人”，1927年，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为营救李大钊四处奔走；在李大钊被害后，募捐安葬于万安公墓。几位朋友公推沈尹默向李葆华吐露噩耗，再设法将他化名杨震，由其次子令翔相伴，到日本留学，后转往延安。
　　就是这么个“小人”，由蔡元培推荐，于1932年担任北平大学校长。但他在这个位子上还没坐热，由于国民党政府命令学校开除进步学生，沈尹默义正辞严地说：“搞教育者，教育学生成人也。开除自己的学生，岂不是宣告自己在教育上的失败吗？”毅然请辞。
　　就是这么个“小人”，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后避难重庆，受监察院于佑任院长之聘，任监察委员。他忠于监察之职，起草弹劾“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贪污敛财，误国殃民，震动重庆及整个大后方。他因弹劾未果再次辞职，宁可卖字为生，过着“字同生菜论斤卖”的清苦生活。
　　就是这么个“小人”，日寇进沪后，发动全家人把纱布做成绷带，送给前线作战的军人；赴重庆前还偷偷把郭沫若送出上海。他在上海办展览，但从没有给日本人写过一个字！
　　这样的“小人”，在要不为虎作伥、要不沆瀣一气，要不清谈寡论的中国社会，洵乎少见。
　　6、魂归东海
　　上海刚刚解放，陈毅市长在百忙中，走进了沈尹默家的客厅。他握着沈尹默的手说：“我拜访上海市高级知识分子，第一个就是你沈老。”他们谈得很愉快，陈毅反复谈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并说“可以去北京见见毛主席”。
　　陈毅的儒雅大度让沈尹默深为折服，他很激动，写了一首词：“……生意无涯，老树逢春也著花。”不久，陈毅任命沈尹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1960年，沈尹默应周恩来总理之聘，担任中央文物馆副馆长；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百业待兴的盛况激发起沈尹默默无闻内心的活力。1959年，他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特意设宴款待。席间，沈尹默对元帅说：“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你对围棋很重视，对书法为什么不抓一抓呢？日本现在学书法的人很多，我们再不抓紧，今后没法与人家交流啊！”
　　陈毅很是赞同。在较短的时间内，中央批准在上海市成立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沈尹默任主任委员。陈毅业余喜好诗词书法，与沈尹默颇多交流。上海档案馆浩如烟海的馆藏中，有一幅沈尹默赠给陈毅的长卷，特别引人注目。该长卷宽0。27米，长5米，书录沈尹默1941至1943年滞留重庆时的杂咏诗53首。其中一首云：
　　“羲之笼白鹅，乃写道德经。山阴一道士，亦遂声与名。虽然同所好，正尔异其情。运之形神间，谁复别重轻。”
　　王羲之好白鹅。山阴道士想请他写一卷《道德经》，思忖王羲之不会轻易答应，便养了一群品种极好的白鹅。羲之听说了，跑过去看，一定要道士卖给他。道士说，我把这些白鹅送给你，只要你帮我抄一卷《道德经》就行。王羲之一挥而就。
　　沈尹默写长卷送给陈毅，同样是因为陈毅和他所代表的政府给予了沈尹默这样的知识分子足够的尊重和关心，他们唯有发挥自己最高的艺术水平来表示感谢。可是，好景不长。排山倒海的政治运动毁灭了这一切。华东师大出版的《历史教学问题》杂志封面题字就是沈尹默的，写得很漂亮。
　　文革中，沈尹默成了“黑帮”。他家数度被抄，红卫兵的汹汹炽焰让名满天下的一代书法宗师无地自容。因害怕“反动书画”殃及家人，他悲愤地将毕生积藏的书画珍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团，放进菜篮里，要儿子深夜倒进苏州河。如此景况让人想起沈尹默年轻时写的一首诗《宰羊》：“你不见屠户杀猪羊半夜起／猪声凄惨／远闻一二里／大有求救意／梦里，哪个来理你？”
　　在张春桥及其帮派的胁迫下，尹默被逼着写检查。但让他哭笑不得的是，他写的检查一贴出去就被人揭走收藏了，以致于他的检查没完没了。
　　1971年6月1日，89岁高龄的沈尹默再不用为写检查担心了。他撒手人寰。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撒向他喜爱的大海。于是，他光辉的书法艺术、他对新诗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单纯正直的灵魂，在东海的滚滚波涛中，汇入永恒。